c罗和梅c同一队:我所知道的“文革”发动内幕(5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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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人大副委员长:我所知道的“文革”发动内幕(5)

2011-05-04 09:04:21 书摘 【大 中 小】

    大字报一出来就将党内矛盾公开了,而且这是1957年以来第一次在北大出现大字报,一下子就引起轰动。学校内部,学生马上分成两派,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,一派是拥护大字报的,两派各说各的理,互不相让,形成对立。在辩论中青年人火气大,有个别人动手,以致互相推推搡搡。而且北大有许多留学生,消息马上传到国外。北大的校门历来是敞开的,外面的人闻讯后纷纷进去看大字报。

    这天晚上我接到陈伯达的电话,他要我去北大,说:“形势严重,怕大字报上街,怕串连。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,怕人们上街游行。”看来他们放了火,还不知毛主席的态度,怕火烧到自己,急于稳住阵地。

    我说:“我不能去,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,师出无名。”这时吴德已到北京,但我和吴德还未正式到北京市委上班,以华北局的名义去也不行。

    陈讲:“形势严重,很可能发生游行。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做工作,不要上街。”我想,非中央讲话不可,我也不能给主席打电话,现在夜半三更,也不能和少奇联系,因而没有答应。又拖了一下。

    陈伯达着急了,第三次给我打电话,话讲到这种程度:“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。”我还是不答应,他又说:“我们一块去。”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,已内定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,负责运动的。我没有办法,只好同意了。

    这时外事办副主任张彦也来电话说,他刚从康老那里回来,康老让我和蒋南翔一起去。康老的意见是,大字报可以出,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,不要上街。总理也指示了几条:正面讲毛的伟大决定,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。工作要说服,不能压,要负责人亲自去做工作。张彦说:先和你打个招呼,康生还要找你。

    过了一会,康生就来电话了。我先讲了张彦转告的话,他说:蒋南翔已经来过了,你不来也可以。我说:陈伯达来过电话,要我讲话。康生听了表示可以。

    这时,陈伯达又来电话催我。我说:“我等你。”我考虑,我一个人上台让群众一包围,我连个报信的人也没有,就找解学恭、池必卿来开会商量。我说我在台上,你们散在台下,聂元梓是太行的干部,池必卿可以做做聂的工作。这一切都安排好了,已是12点多了。我和陈伯达联系,陈这时却说:“我正在改一篇社论,去不了。”陈伯达要我去北大后开个紧急会议。(这暴露了康、陈两个人的互相勾结。)

    我赶到北大临湖轩时,陆平正在主持校党委会。教育部部长蒋南翔、副部长刘仰峤也在。他们已经开过了一个八百人的党团员干部会。我先听了一段汇报,就说:“已经开过了,那就算了吧。”蒋说:“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,我们就再开一次。”

    陪我上主席台的是刘仰峤和张彦。又要开会,我讲什么?我就叫张彦再提供一些情况,传达周、康、陈的指示。我一边听一边想,心里生气,为什么把我推到台上,算啥!我请张彦先讲讲,我主持会。他不讲,我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,他说没有了。

    等于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,在党团干部会上我讲了25分钟。后来群众概括为几条:1.不提倡写大字报;2.大字报要内外有别;3.要有领导;4.要有步骤;5.不一定开大会声讨,等等。

    会后,我回到家里,睡不着,心里考虑,中央还未吭气,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?天还没大亮,就给少奇打了个电话,不想碰了个钉子。我刚说我在会上代表中央、包括总理讲了话,他马上顶了一句:“你不能代表!”

    我赶快就说:“那怎么办?我马上写一个检讨,需要公布就公布。”

    少奇说:“那也不要。”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。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在我这儿。这句话把我解脱了。

    通过这一天的事,觉得康、陈是对我来了个突然袭击。本来我对康、陈有些看法,但当时也不敢太怀疑,因为他们都是老资格的同志。

    毛主席决定发表第一张大字报

    5月31日,陈伯达亲自到《人民日报》社,改组《人民日报》社,撤了吴冷西社长的职务,宣布中央确定派工作组进驻。这是中央派的第一个工作组,而且由陈伯达宣布,并由他领导。

    改组后的第二天,6月1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。社论指出:“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。……有了政权,就有了一切。没有政权,就丧失一切。因此,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,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,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,不要忘记方向,不要失掉中心。”这篇社论实际将林彪五一八讲话精神公布于众。社论宣布:“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,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。”

 

    6月1日,我们正在开华北工作会议,由我传达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。下面递了一个条子,说是由康老那里送过来的文件。我打开一看是康生写的条子。内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,并说今天就要公布。毛主席批示的内容,因为时间仓促,看得很匆忙,我已记不清了。考虑到事关重大,我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。

    6月1日晚8点,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,毛主席称赞它是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”。这一下子火就点起来了。

    康生欣喜若狂,他有一次在大会上说:“大字报广播后,我感到解放了。”而大字报广播后我就十分被动,因为我在北大的讲话与毛主席的评价显然不同。

    当天晚上,张承先率少数工作队员进了北京大学。

    6月2日,《人民日报》第一版以醒目标题《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》,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,并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《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》。评论员的文章说“北京大学是'三家村'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,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”,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“假共产党,是修正主义的'党'”,说“你们的'组织'就是反党集团,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”。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,揪斗校系领导,冲垮各级组织,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,一发而不可收。